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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殡葬24小时服务电话 4008341834齐武帝萧赜失算了。
作为一代英主，他膝下曾有一位太子萧长懋。按照故事的发展，老皇帝驾崩，新太子登基，天下依旧是太平盛世。可在齐武帝病逝前半年，太子萧长懋却先一步去世了。
储君去世，于国而言，影响巨大，这让老父亲倍感忧伤。
萧长懋的丧事结束后，齐武帝便下诏立南郡王萧昭业为皇太孙。萧昭业是萧长懋的嫡长子，立其为皇太孙自然符合皇位继承程序。
但与此同时，齐武帝把次子竟陵王萧子良拉到身边侍疾，兼管宫中宿卫。萧子良世人称贤，朋友圈里都是各大门阀世家的优秀子弟。在齐武帝诸子中，除了萧长懋，他大概是最众望所归的皇子。
一边拉萧子良入局储君之争，一边却在有意扶植皇太孙势力，齐武帝在继承人问题上的踌躇，最终埋下了祸根。
永明十一年（493年）七月，齐武帝萧赜驾崩，皇太孙萧昭业登基。一年后，竟陵王萧子良病死，南齐自此堕入毁灭的深渊。
年轻时，齐武帝萧赜是果决的。
身为南齐开国皇帝长子，他和父亲萧道成之间只差13岁，父子如兄弟。也就是说，萧道成还是个刚发育的小少年，便已经当爹了。后来，南齐开国，就有萧赜的一份功劳。
南齐之前，南朝的政权是由刘裕创办的宋朝。刘宋时代，除宋文帝刘义隆等少数几个皇帝外，国主几乎都年少夭亡，故宗室内乱频发。
萧赜25岁那年，宋孝武帝刘骏驾崩，即位的是喜刑杀宗室、大臣的前废帝刘子业。未几，刘子业的叔叔、“猪王”刘彧发动政变，废帝自立，是为宋明帝。
▲宋明帝刘彧。图源：影视剧照
宋明帝的捷足先登，令同样心存废帝心思的邓琬措手不及。
邓琬是宋孝武帝第三子、晋安王刘子勋的长史。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邓琬不顾朝廷现状，执意将仅十岁的刘子勋推上皇位，意图与宋明帝分庭抗礼。
刘子勋的父、祖均在兄弟中行三，数字的魔力，让邓琬更加确信，刘子勋才是天命所归。
果不其然，刘子勋的登基，换来了很多前朝旧臣的支持。这其中，就包括了萧赜的顶头上司、时任南康相的沈肃之。
而萧赜的父亲萧道成，此时却是宋明帝钦点的十四位讨逆主将之一。
不愿与父亲决裂的萧赜，毅然选择反对晋安王势力，于是被上司沈肃之投入监狱，生命危在旦夕。
艰难时刻，萧氏族人及门客“劫法场”，这才将萧赜救了出来。
沈肃之勃然大怒，立即组织近千人的大部队，全城地毯式搜捕萧氏一伙。
情况危急，萧赜没有多想，带人调头准备反杀沈肃之。
萧赜的反常行径，瞬间打乱了沈肃之的部署。凭借几十号人，萧赜愣是杀散千军，擒获沈肃之，立下大功。
鉴于晋安王刘子勋的势力已在赣西南一带崛起，萧赜决定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自号“宁朔将军”，带着百十来号人，辗转躲入广东揭阳的深山老林中，打起了游击。
由于粤赣一带地形复杂，晋安王部队几次围剿皆以失败告终。
在此期间，萧赜始终没有孤军奋战。他设法联络了前南海太守何昙直、晋康太守刘绍祖、东莞郡童禽等一批“倒刘子勋”势力，以战养战，扩充实力。
在刘子勋大军进攻南京之际，萧赜的几点星星之火，帮助朝廷在南方改变了战局。
刘子勋叛乱被平定后，萧赜又追随父亲萧道成，在一次次征战中，历练自己，积攒功勋。
然而，宋明帝并未给刘宋王朝带来多少安稳的时间。担心自己死后，众兄弟“搞事情”，宋明帝咽气前，杀了宗室诸王，唯有桂阳王刘休范因庸劣无能，逃过一劫。
谁也没想到，正是这位素无威望的宗王，挑起了刘宋宗室的最后一场内斗。
元徽二年（474年），假借皇帝圣旨，桂阳王发动了“清君侧”兵变。尽管整个叛乱令朝廷付出惨痛代价，但在开战首日，桂阳王就被萧道成的手下张敬儿取了项上人头。
桂阳王的阵亡，不仅给此次叛乱划上了句号，更标志着刘宋成年宗室的凋零。
在这种情况下，凭借军功升上来的萧道成一路畅通无阻，很快就成为了如曹操般的一代权臣。
不过，萧赜终究没能成为这个时代的曹丕。
因为，耐不住性子的萧道成，在达到权力顶峰的一刹那，便决定实现自己的“帝王梦”。他一举废掉宋顺帝刘準，自己践祚登基，丧事服务咨询 4008341834开创萧齐王朝，是为齐高帝。
▲齐高帝萧道成（479-482年在位）。图源：网络
而始终居于父亲之下的萧赜，则摇身一变，成了齐国太子。
这一年，萧赜已经40岁，萧道成53岁。
常言道，四十不惑。晋升为太子的萧赜，却难料前路。
萧道成称帝时，年龄已偏大。这些年虽创业艰难，萧道成却从未忘记给萧家开枝散叶，因此，萧赜以下，还有十八个小弟弟。
这其中，对皇权更替威胁最大的，是豫章王萧嶷。
萧赜与萧嶷一母同胞，皆齐高帝发妻刘智容所生，也就是南齐唯二的嫡亲皇子。两人之间只差4岁，所以在齐高帝的称帝进程中，二人皆为左膀右臂。
尽管齐高帝曾盛赞萧赜“类我”，但内心却难掩对萧嶷的偏爱。
晋宋以来，刺史均不负责清剿南蛮部众的工作。可齐高帝给了萧嶷特权，他不仅身兼荆、湘二州刺史，还兼领南蛮校尉，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当时的荆、湘之地，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农业最发达的区域。单是荆州一地，每年的税收就可高达三千万钱。而南朝以来，荆州始终是长江沿岸最重要的军镇，“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
萧嶷享受的待遇，仅次于太子萧赜。
但齐高帝觉得这还不够。某次，萧嶷患病，久治不愈。齐高帝不惜破坏规矩，大赦天下为儿子祈福。待萧嶷痊愈后，齐高帝又亲临儿子府上饮宴，并准其乘舆入宫。
而相似的情况到了萧赜这边，便大打折扣了。
凭借开国的佐命殊功，再加上这些年的政斗经验，萧赜当太子期间，不免行事多有主见，不按常理出牌。这导致他经常受到齐高帝的训斥。
老父亲的差异对待，一下子成为政治风云的“导向标”。不管他们愿不愿意，萧赜和萧嶷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南齐两大政治势力站队的符号。
南齐开国以来的第一场政治动荡，随之而来。
建元三年（481年）秋，奉齐高帝之命拜谒祖陵的萧赜，差点丢了太子宝座。
萧赜刚出发，齐高帝的亲信荀伯玉就站出来告状，称太子在东宫信任佞臣张景真，任由其胡来，僭越逾制，全无体统。而太子也自恃年长，“朝事大小悉皆专断”。以往朝廷上下都颇感不妥，只因太子在朝，大家莫敢有言。如今，太子短暂离朝，我荀伯玉不怕死，定要给陛下拆穿这豺狼猛兽的真面目。
荀伯玉早不说晚不说，偏偏这个时候告状，明眼人大概都能看出他另有“小算盘”。
但这个没什么政治根基的人，对齐高帝的忠心毋庸置疑。
因此，盛怒之下的齐高帝，下令搜检东宫。
荀伯玉的“小盘算”几乎就要成功了。不料紧要关头，宽仁弘雅的萧嶷不顾朝廷中人将他与太子对立，直接骑快马出京，连夜面见了太子萧赜。这打乱了荀伯玉一切美好的布局。
接到消息的萧赜，一刻也不敢停留，赶紧飞奔回宫，向父亲请罪。
齐高帝故意将萧赜晾在一边，下令让两个孙子萧长懋及萧子良将张景真的首级斩了报来。
张景真的惨死，父皇的震怒，令萧赜瞬间醒悟——原来，这天下还不是他的。
搜检风波草草收场，太子萧赜重病了一个月，却始终没有“悔改”之意。余怒未消的齐高帝，再度萌生了“以豫章王嶷代太子之意”，只不过，他的骤逝终止了这一切。
建元四年（482年）三月，称帝仅三年的齐高帝萧道成匆匆病逝，终年56岁。同月，太子萧赜即位称帝，是为齐武帝。
萧赜的顺利登基，意味着齐高帝至死也没有更改遗诏。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齐高帝担心换太子会引起宗室相互杀戮。
另一个原因则是，萧嶷这一支，后人多是如萧子云、萧子晖、萧子显这样的文人。从长远来看，若以萧嶷为帝，到第三代就难以选出一个合适的迭代之君。
顺利登基后的萧赜，最终选择了与弟弟和睦相处。
不过，早先告状的荀伯玉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齐高帝临终前曾留有圣旨，让萧赜善待荀伯玉。但萧赜一登基，便将荀伯玉、垣崇祖等曾经挑拨其父子关系的人，通通杀掉。
用大半生的光阴，才换来一个至尊宝座，齐武帝一天也不敢懈怠。他虽是武人出身，却颇懂得治国之道。
偏偏水旱天灾，年年驾临他统治的王朝。为此，他一再颁布赈恤政策，调控人口，加强社会管制。
然而，从刘宋时代以来形成的错误机制，到了南齐时期，依旧未能得到修正。
为了征收苛捐杂税，朝廷专门设置了“台传御史”一职，从中央直达地方催逼百姓。这些官员到了地方后，普遍卡拿索要，以致“万姓骇迫，人不自固”。
基层官员的腐败，致使齐武帝的赈济政策收效甚微，备受诟病。
粮食歉收，人口下滑，这是传统中国难以突破的铁律。背后是百姓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将新生婴儿大量溺死，人为促进人口减量。
而南齐正值百废待兴之际，“产子不育”不仅造成社会人口失衡，也导致生产力严重短缺。齐武帝忧心忡忡，却找不到问题的关键。他只能一再要求，赈灾必须做到“蠲恤之宜，务存优厚”。
可这样，依旧是治标不治本。
直到数年后，齐武帝才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密钥。
当时，无论贫富，社会普遍盛行“财婚”。也就是说，凑不够一定的彩礼，娶媳妇就没门儿。
齐武帝认为，解放生产力，那就先解决“剩男剩女”问题吧。
于是，永明七年（489年）四月，他专程颁诏晓谕天下，提倡民间节俭婚姻，只要“合卺之礼无亏”，婚姻之事即可成立。
为了促成“俭婚”风气，他带头削减皇室婚姻用度，以身作则。
很快，南齐的生产力被陆续解放出来。
在外部关系上，齐武帝与北魏通好，减少了军事调动，边境较为安定。
齐武帝执政的十一年间，齐国迎来一个小康的安定局面。由于他的年号是“永明”，史称这一时期为“永明之治”。
《南齐书》即提到：“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
但这短暂的治世，其实十分脆弱。
当时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赋税征收，而征收赋税又靠一整套对全国民众的户口、财产统计册为依据，即“黄籍”。但从刘宋时代开始，黄籍制度已经紊乱。
原因是战争时期军队广泛招募兵员，并对有战功者进行封赏，这些人享有免税、免劳役的权利，由此造成纳税、服役人口的急剧减少。但大多数获得免税、免役权的人口并非有真实战功，而是靠请托行贿获得虚假的功勋记录。
这背后对应的是，寒门家族（即庶族地主阶层）崛起。这些新兴的寒族为了跻身世家大族的行列，从而免除所承担的赋役，往往向“人口普查”官员行贿，在户籍登记中加入伪造的父祖爵位和战功。
早在齐高帝时期，朝廷就设立校籍官和置令史，来清查户籍，打击“冒籍”行为。
齐武帝继续其父政策，将那些被认为是伪造的户籍，一律退回本县改正，称为“却籍”。而本来应服役纳赋但利用造假户籍逃避的，都要继续承担赋役，称为“正籍”。
在“却籍”的过程中，检籍官的弊病又暴露出来——他们贪污作弊，导致“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一方面，应该“却籍”的家族通过行贿，不用却籍了，继续伪装世家大族；另一方面，检籍官为了完成KPI，把一些不应该“却籍”的家族拎出来凑数。
这就引起了基层矛盾。
齐武帝对此并不知情。他只见到治下百姓竟然闹事而不配合朝廷工作，遂断然下令，要求将所有阻挠却籍工作的人，通通判罚兵役，分配边境戍守。
永明三年（485年）冬，一个名叫唐寓之的却籍户，起兵叛乱了。
唐寓之祖籍富春，祖孙三代皆以看风水、择墓地为业。他自幼习武，乐于济贫救困，为乡里所爱戴。朝廷却籍政策引发民怨后，唐寓之以“抗检籍，反萧齐”为号召，聚众四百余人，在新城（今杭州富阳区新登镇）揭竿起兵，夺取官军武器，开仓库，济贫民。继而挥师直捣富阳，邻县百姓闻风响应，聚众三万余人，声势浩大，陆续攻克桐庐、钱唐、嘉兴、永兴、诸暨等地。
次年春，唐寓之在钱唐建立政权，称帝，国号吴，改元兴平，立太子，置百官。接着，派部将攻打东阳郡。东阳太守萧崇之、长山（今浙江金华）县令刘国重被杀，一时朝野震动。
齐武帝紧急调度数千禁军前往镇压，双方在钱唐交锋。唐寓之的部下无充分应战准备，又缺乏抗御骑兵经验，终于全线溃败，唐寓之亦战死。
虽然唐寓之叛乱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但朝廷的却籍政策依然受到庶族地主的激烈反对，并未随着唐寓之的失败而平息。
学会妥协，便成了齐武帝的一项修养功课。
最终，他向庶族地主妥协，宣布“却籍”无效，同意因却籍而被发配边疆的平民返归故乡。不再进行大规模人口普查，与民休息，这才保住了永明之治的成果。
史载，到齐武帝死时，“聚钱上库五亿万，斋库亦出三亿万”，朝廷已有八亿多枚铜钱储备。由于财政充裕，齐武帝一度筹划北伐，希望夺回刘宋时期被北魏占领的彭城、淮北地区，但北魏戒备严密，齐武帝没有机会出手。
▲齐、魏对峙时期的天下态势。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只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齐武帝费尽心力缔造的安稳局面和充裕财政，最后都被孙子萧昭业拿去买了个“历史教训”。
跟父亲萧道成一样，齐武帝也是萧家的“造人”英雄。除了萧长懋和萧子良外，他还有二十一名皇子。
作为从宗室竞争中胜出的“过来人”，齐武帝也始终相信，同室操戈的历史悲剧，绝对不会发生在萧氏子弟身上。
然而，不幸的是，太子萧长懋样样都好，唯独年寿不永。
更危急的是，永明十一年（493年）正月，萧长懋刚刚去世，北魏孝文帝就宣布南征。
尽管事后证明，北魏孝文帝宣布南征的真实用意，只是为了迁都洛阳。但远在金陵的齐武帝，当时不可能得知敌国的真正意图。
齐武帝要做的，必须是立国本，定下新的继承人，以安天下之心，防备可能出现的北魏入侵。
萧长懋去世前，萧齐宗室的重要人物，如萧嶷、萧缅等均已谢世。用时人的话说，南齐朝廷当下是“爪牙柱石之臣都尽”。
立国本，实则也是齐武帝带领萧齐王朝走出泥潭的最后的机会。
摆在他面前，有两个候选人：次子萧子良和长孙萧昭业。
两人相比，萧子良更得人心。他不仅是文化集团“竟陵八友”的发起人，更是继萧嶷之后，南齐诸王中实力最强的人物。
▲梁武帝萧衍，时为“竟陵八友”之一。图源：网络
时任中书郎的王融意图立萧子良为帝，取代皇太孙萧昭业，结果被齐武帝堂弟、西昌侯萧鸾挫败。萧子良未能如愿，一年后忧郁而终，年仅35岁。
萧子良死后，当时人说：“王融欲立子良，实安社稷，恨其不能断事，以至被杀。今苍生方涂炭，正当沥耳听之。”不幸被言中，齐武帝在继承人问题上先是犹疑不决，后是选错了人，最终将萧齐王朝推入了凄风苦雨的境地。
永明十一年（493年）七月三十日，齐武帝病逝。
临终前，他握着萧昭业的手，告诉他，五年之内朕给你安排好的辅政班子，你不要乱动。你要是担心处理政务不当，就多想想我。只要向我看齐，你做得不够好，我也不会怪你的。
死去的齐武帝不会知道，他选择的继承人，很快便将他积攒的王朝财富挥霍殆尽。随后，又被齐武帝堂弟、镇军大将军萧鸾引兵入宫弑杀，追废为郁林王。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当萧鸾重新立萧昭业异母弟为傀儡皇帝时，离齐武帝的一周年忌日还差五天。
从此，萧齐王朝再无宁日，直至覆灭。
参考文献：
[南朝齐]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
[唐]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75
陈明光：《六朝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
林晓光：《萧赜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汪奎：《萧赜、萧嶷之争与萧齐政局》，《许昌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张子尧：《南齐两皇子“违礼”事件之政治蕴含》，《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
李猛：《萧子良西邸“文学”集团的形成 ——从政治与职官制度的视角出发》，《学术研究》，201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