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珊：元末权臣蔑儿乞氏伯颜家族史事考
2025-03-15 18:37
内容提要：元末著名权臣蔑儿乞氏伯颜的生年当在至元十五年（1278）。现存河北正定隆兴寺的两通碑刻，殡葬服务热线电话 4008341834为我们了解伯颜的身后事提供了宝贵材料。伯颜的妻族是蒙元历史上著名的世袭必闍赤长也先不花家族。伯颜身死之后，寡妻幼子相继出家，定居真定。其妻、子及家产并未被籍没，与顺帝朝的政争背景直接相关。在其死后十多年，伯颜妻、子被当时的士人诠释为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贤妻孝子。
元朝自铁木迭儿秉政以来，逐渐进入权臣政治阶段。蔑儿乞氏伯颜是元朝历史上倒数第二位权臣（最后一位是脱脱）。自元统三年（1335）六月诛唐其势后，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2]，野心逐渐膨胀。因朝中已无制衡力量，伯颜专权的程度，和燕铁木儿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在后至元六年（1340）二月十五日夜被其侄脱脱与元顺帝联手铲除。因文献阙如，伯颜事迹多有晦暗不明之处。今河北正定隆兴寺（元时作龙兴寺）的两通碑刻，为我们了解这位元末权臣的身后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两通碑刻，钱大昕曾寓目，录文收入清人沈涛辑撰的《常山贞石志》中。[3]孟繁清先生在《读〈胜公和尚道行碑铭〉》一文中，曾用此二碑揭示出“元代后期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已逐渐加深”，“宗教已成为联系并沟通不同民族、不同出身背景的人们心灵的重要纽带和桥梁”。[4]除此之外，似乎再未引起学界关注。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和碑刻资料，对伯颜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史事考察一二。
一 伯颜生年当为至元十五年（1278）
伯颜这位声名赫赫的权臣，曾在元朝中后期历史上留下过重要痕迹，但其生年一直成谜。马祖常撰《敕赐太师秦王佐命元勋之碑》载其“十有五岁，成宗宣命侍武宗于藩”，“大德五年，从武宗北征”海都。而伯颜有四兄二弟。二弟一为伯要台，早逝，另一为马札儿台。[5]马札儿台卒于至正七年（1347），享年63岁，故其生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6]武宗受命总兵北边的大德三年（1299），[7]马札儿台已15岁，此时的伯颜显然要长于15岁，故他的出生年份应该在马札儿台的生年至元二十二年之前。
亲历过伯颜被黜事件的杨瑀记载：“后至元四年（1338），因伯颜太师称寿，百官填拥。中丞耿焕年迈
踬于地，踏伤其胁而出。”余大钧先生在点校此书时也注意到此条史料，认为庆典如此隆重，反映了伯颜当权时的“气焰万丈”，谨慎地将其视为一次普通的祝寿。[8]但古人“称寿”一般指六十岁以后的整寿。《庄子》有云：“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9]只有庆贺六十以上的生日，才可称“庆寿”，否则只是“做生”。《至正直记》探讨“棺椁之制”时提及，“然近世皆预备棺木，谓之寿函，亦必年过六十，然后可作此”，[10]可为旁证。明人高攀龙证实“人生六十始称寿”，[11]钱谦益为其友人之侄萧孟昉庆祝四十岁生日，还需撰文特别说明：毛晋来请曰：“四十称寿，礼乎？夫子其何以致辞？”余曰：“子以为必六十若七八九十、百岁而后为眉寿乎？余则有以寿孟昉矣。”[12]
而蒙古人庆寿的习俗，据生活在民国时期的末代甘珠尔瓦活佛回忆：
在蒙古也和世界各地一样，大家都要祝贺生日这一天，只是各地习惯不同，祝贺的方式多少有些大同小异。譬如在汉地，所谓整生日，也就是每轮到以“十”来计岁数的时候，这一年的生日是受到特别重视的，如七十大庆、八十大庆等等。可是在蒙古，则是以本命年的生日，也就是当他出生那一年的生肖重逢的时节，那一年的生日最受重视。换言之，每隔十二年一次的生日是比较受到重视的。因之汉地重视六十岁的生日，在蒙古就重视六十一岁，还历那一年的生日。虽然如此，一般人对生日的重视，似乎不如上层社会人士来得那么要紧。我想在汉地也是一样。……四十九岁的生日与六十一岁的生日，是特别受到注视的。[13]
可见，与汉地重视整寿的习俗不同，在蒙古风俗中，与本命年重合的四十八、六十周岁生日尤为重要，也就是虚岁的四十九和六十一岁，且社会上层人士更重视庆寿。此时伯颜的四十八岁本命年早已过去，显然更接近六十以后的大寿。
考虑到三年前（1335），伯颜还亲率骑兵前往上都袭杀唐其势余党，[14]若其年近七旬甚至八旬，则体力恐难支撑。因此，参考其弟马札儿台的年龄，我们有理由相信，后至元四年伯颜“称寿”，极可能是庆祝其还历寿诞，即虚岁六十一岁。如此，则伯颜生于至元十五年（1278），与生于至元十八年（1281）的武宗海山年龄相仿，比其弟马札儿台长7岁。再结合传世碑刻《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的记载，“三月廿五日是为愍忌，四月四日是为薨辰”[15]，则其生于至元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卒于后至元六年四月四日，享年六十三岁。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在这一年，伯颜请封其“甫十岁余”的儿子为“洪城儿万户”，“邀驾同往，托以三不剌之行为辞，本为其子也。至中途，有酒车百余乘从行”。[16]迫元顺帝同往，仅酒车就有百余乘，场面盛大隆重，规模浩荡，也可从侧面佐证伯颜对此事特别重视。这一年，伯颜又为其子向自己的使长郯王彻彻秃求婚，遭到拒绝，直接酿成了郯王被擅杀事件。[17]还是在这一年，伯颜“求解政柄，三宫交勉留”[18]。而脱脱对伯颜的“骄纵”之举日渐不安，并萌生出反叛伯父的心理，亦是在这段时间。[19]
虽然伯颜在诛灭唐其势后独秉国钧，益无所忌，但在后至元元年（1335）还“奏寝妨农之务，停海内土木营造四年，息彰德、莱芜冶铁一年，蠲京圻漕户杂徭，减河间、两淮、福建盐额岁十八万五千有奇，赈沙漠贫户及南北饥民至千万计”，知经筵时亦是尽心尽力，并一度力辞文宗后卜答失里厚赐的“雄丽视诸王邸”的宅邸。[20]而到了至元四年，文宗后又“命将作院官以紫绒金线翠毛孔雀翎织一衣段赐伯颜太师，其直计一千三百定”。侈靡如此，自然耗费了不少物力财力，被时人感叹为“服妖”。而此时的伯颜早已将“却宅之德”抛诸脑后，再也不谈“制度务从损约”。[21]短短三年间，竟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不得不令人深思。
而伯颜素有迷信之名，“或言伯颜家畜西番师婆，名畀畀，每问来岁吉凶，又问自己身后世如何”。[22]汉人有“六十花甲，从头喜于又新”[23]之说。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纪年法，还是命理学说，均以一甲子为一轮回，含有万物周而复始、循环无尽的意蕴。因此，甲子之寿，尤为值得纪念和庆贺。若伯颜生于至元十五年，后至元四年就是“他出生那一年的生肖重逢的时节”，则以上种种事迹便能得到合理解释。对伯颜来说，后至元四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出于迷信的心理，他在这一年大操大办，广聚朋党，一则以庆贺自己的还历之寿，二则为十多岁的儿子筹谋前程，还因此收到了文宗后馈赠的奢华寿礼。
二 伯颜死后其亲族遭遇
流传至今的两通碑刻为《胜公和尚道行碑铭》《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前者立于至正十三年（1353）四月八日，为伯颜长子八剌实理在其佛教师父福胜死后，于真定东法华院操办丧事，又在龙兴寺天宁阁左建祠，“入楮币五千缗恒居之，而以子钱具燃灯供佛之费，俾寺僧世世主奉祠事焉”。[24]后者立于至正十四年（1354）三月，为伯颜正妻怯烈真氏在龙兴寺舍长生钱，以子息为亡夫“薨愍二忌”及其母瀛国夫人生辰做佛事之费。
《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记载了伯颜的家庭成员信息，即其妻为怯烈真氏，一子名八剌实理，伯颜岳母瀛国夫人为唐兀人孛罗真，其岳父为故右丞相野仙普化，可与《敕赐太师秦王佐命元勋之碑》相对照。沈涛业已指出，伯颜正妻怯烈真氏的父亲野仙普化，即《元史》中赫赫有名的也先不花。[25]
也先不花，蒙古怯烈（即克烈）氏，其祖昔剌斡忽勒、怯烈哥等人在成吉思汗时就很显赫，被命为必闍赤长。其父孛鲁欢幼侍拖雷，在蒙哥即位时“与蒙哥撒儿密赞谋议，拜中书右丞相”，并获赐真定束鹿为食邑。欧洲著名传教士鲁布鲁克在蒙哥汗的宫廷就曾多次见到这位被其称为“总管”“宫廷大书记”“有权判人死刑”且信仰聂思脱里教的布鲁该（即孛鲁欢）。他还提到阿里不哥由一名聂思脱里教徒教养，而此人被译者何高济先生推断为孛鲁欢。[26]也因为此种关系，孛鲁欢在蒙哥汗死后积极支持阿里不哥争位，失败伏诛，但未祸及子孙。忽必烈即位后，也先不花世袭为必闍赤长，并担任皇子真金的老师。至元二十三年（1286），拜上柱国、光禄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大德二年（1298），殡葬热线服务电话 4008341834迁湖广行省平章。八年（1304），转河南行省。九年（1305），进拜上柱国、银青荣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至大二年（1309）卒。天历二年（1329）追封赵国公，至正十八年（1358）因其孙搠思监故，追封瀛王。从碑文中，至正十四年三月其妻孛罗真被称为“瀛国夫人”来看，在也先不花追封瀛王之前还曾被追封为“瀛国公”。
也先不花诸子也大多位望通显，长子亦怜真累迁至湖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次子秃鲁拜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傅、录军国重事；三子答思为湖南宣慰使；四子怯烈仕至中政使；五子按摊袭长宿卫，官拜中书右丞，行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27]
也先不花胞弟中最显赫者，则是在世祖、成宗朝位高权重的“独掌第一宿卫奏记”、后任宣政院使的答失蛮。答失蛮一生任怯薛凡四十一年，以“内八府宰相”的身份掌管黄金家族的内部事务，进而掌握斡脱机构的最高专司部门泉府司，堪称黄金家族的大内管家。后来又随驾亲征，参与平定乃颜、哈丹、海都之乱，亦涉足佛教事务。[28]
而也先不花的孙辈，则有与虞集预言科举废罢的奎章阁大学士、太禧宗禋院使、都典制神御殿事阿荣，以及在元末臭名昭著的奸相搠思监。《元史》总结“怯烈氏四世为丞相者八人，世臣之家，鲜与比盛”，实非虚言。[29]
出身于蔑儿乞部、实为蒙哥及其后裔奴婢的伯颜，单纯从根脚而言，比不上世臣之家的怯烈氏，但伯颜少时即跟随武宗，北征海都取得赫赫战功，又对海山即位有拥立之功。也先不花之孙阿荣亦为武宗宿卫。也先不花卒于武宗至大二年，其在天历二年的赠号为“推忠守正佐运翊戴功臣”，其中的“佐运翊戴”四字，透露出在成宗朝末期担任湖广行省左丞相的也先不花，可能也参与了拥戴海山。世臣与新贵的联姻，无疑是基于家族利益、庙堂话语权而各取所需的政治结盟。
因拥立之大功，至顺元年（1330），也就是伯颜53岁之时，文宗令其“尚世祖阔阔出太子女孙曰卜颜的斤”[30]，但怯烈真氏的正妻地位并无动摇。
撰于至顺元年的《敕赐太师秦王佐命元勋之碑》记载伯颜有二子，长把刾释理，次沙加释理，咸备宿卫。[31]长子“把刾释理”即龙兴寺碑刻中的“八剌实理”，为正室夫人怯烈真氏所生。从二子的宦迹来看，前文提及的在后至元四年职任“洪城儿万户”的伯颜之子，则应为其次子沙加释理，当时仅“十岁余”。其出生时，伯颜已届天命之年，是名副其实的老来得子。伯颜膝下子嗣稀薄，恐怕也是他着力培养侄脱脱，以及文宗热情厚赐宗室女的用意所在。
伯颜极为爱重二子，除为沙加释理争取到“洪城儿万户”、意图与郯王联姻外，《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还提供了更丰富的史料：八剌实理幼年入宿卫，初授从四品朝列大夫、威武阿速卫千户，佩金符。未几，超授正二品资善大夫，擢本卫指挥使。在后至元五年（1339）五月伯颜所署官衔中，有“虎符威武阿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一职。[32]有学者推测伯颜提调的彰德威武卫就是威武阿速卫，其兵源可能与其在河南扈从文宗北上时“别募勇士五千人”有关；《析津志辑佚》所载的忠武卫即威武阿速卫。[33]传世史料中关于威武阿速卫的记载不多。从这通碑刻可以看出，伯颜令其长子任威武阿速卫千户，不久接替其指挥使之职，时间当在后至元五年五月以后，距离伯颜倒台已经不到一年。[34]
《元史》记载，伯颜被贬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后道出真定，“父老奉觞酒以进”。[35]虽然真定是伯颜从大都到汴梁的必经之路，但因其为妻族怯烈氏的世袭食邑所在，才更能发生父老讽其“不曾见子杀父，惟见臣杀君”的故事。要知道，在南方流传的伯颜故事，一般是其惨死龙兴路驿舍，“尸水流出户外”，或是百姓讥其贪得无厌：“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36]
伯颜死后，其寡妻幼子相继出家为尼为僧。
怯烈真氏“薙除鬓发，著坏色衣，为苾茤尼，用昭志节”，又广做佛事，为伯颜增添冥报。先是“捐鬻奁珥”，建大明最胜禅寺，此即河南汴梁的“太师寺”，“在县治西北，元太师伯颜宅也，后改为寺”，入明后为大梁驿。[37]后因回真定娘家，距汴梁路远，深恐寺僧不再为伯颜作福田利益事，于是决定在当地最大的寺院龙兴寺施长生钱，以利息作为每年伯颜生、卒二日的超度之费，同时在母亲瀛国夫人生日当天为其祝祷延寿。从汴梁建寺，到真定龙兴寺舍长生钱，或许有路远不及的原因，更大的可能，则在于政治环境的变动。河南是伯颜的根本之地，怯烈真氏母子久居此处，不免引发元廷猜疑，故而回到真定母家，舍钱事佛、潜心修行，以示安分守己，打消元顺帝的猜忌和杀心。
而八剌实理出家后，法号无碍，随唐兀僧人福胜修行，所学不止于佛法。福胜“雅以师道自任，诱掖渐磨，循循弗倦，破惑闲邪，指示正法，旁及儒术，罔不命理究心”，八剌实理自称如今也“粗知趋向，免于墙面”。[38]孟繁清先生认为福胜和尚所传佛教系藏传佛教，其“旁通儒术”的做法“和金元时期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发展趋势颇有吻合之处”[39]，但具体到伯颜正妻，则情况又有不同。前文已经揭示，怯烈真氏来自蒙古克烈部，其祖先不是一般的聂思脱里教信徒，而是学养深厚的世袭必闍赤长。虽然没有史料表明怯烈真氏本人信奉聂思脱里教，但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佛教可能并非其信仰之首选。再加之蒙元时期，从皇室贵族到普通民众，在宗教信仰方面多持兼收并蓄的态度。即使是聂思脱里教属性明显的孛鲁欢，由其亲自教养的阿里不哥，也曾给予真定龙兴寺极大的财力支持。[40]伯颜虽以武功起家，但并非不通文墨的赳赳武夫。据说，伯颜“知经筵日，当进讲，必与讲官敷陈格言，以尽启沃之道”。后至元二年（1336）三月，元顺帝还“以阿里海牙家藏书尽赐伯颜”。[41]可见，伯颜及其家族的文化素养绝不浅薄。因此，怯烈真氏母子在人生遽逢大变后皈依佛教，既是追求心灵调适的主动选择，也可视为迫不得已的被动避祸之举。而怯烈真氏的母亲为唐兀人，也为八剌实理选择一位唐兀僧人为师提供了便利。
相较于此前的权臣阿合马、铁木迭儿、唐其势等人，伯颜倒台后其亲族遭受的清算极其轻微。据学者研究，元代籍没入官的财产，常常作为大汗的赏赐被分配给诸王、贵族、功臣。史料中籍没财产、人口转赐勋贵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42]后来脱脱兄弟倒台，也仍免不了家产被籍没的命运。
虽然《庚申外史》记载伯颜死后，“籍其家，数月摒挡不尽，米糠数房，烧饼至一房，其啬也如此”[43]，但从伯颜妻在汴梁舍宅建寺，以及在其去世十三四年后，两次在龙兴寺放长生钱，总计万缗的情况看，伯颜身死之后，其妻、子并未受到牵连，家庭财产亦未遭籍没。[44]直到至正八年（1348），还有监察御史弹劾：“伯颜贼杀宗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当伏门诛。而其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诛窜。”[45]
万缗即一万贯或万两钱，经过至正十年（1350）年底的脱脱变钞，元朝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八剌实理向龙兴寺支付的“楮币”应为至正新钞。据学者考证，至正十三年贡师泰前往江浙和籴军粮的单价约50两/石。[46]此乃官价，理论上应低于民间交易的实际价格。而同年六七月间，徽州路黔县（今属安徽黄山）的米价“斗值十余千”，即高达100两/石。[47]此外，还有一个数据可资参考。与伯颜妻第二次舍钱时间较为接近的至正十五年（1355）初，元廷下令“以各卫军人屯田京畿，人给钞五锭，以是日入役，日支钞二两五钱”。[48]折算下来，这笔钱可用于购买一百至二百石粮米，或是支付三十名军士屯田四十余日的费用。因此，到至正中期，楮币万缗仍旧是一笔不菲的施舍，其所产生的利息也定然丰厚，足以负担燃灯供佛和一年三次的祝祷之费。
伯颜妻小得以免受株连发配，与罢黜伯颜的主要策划人系其弟、侄马札儿台和脱脱父子直接相关。这是家族内部的权力争夺，于情于理都不宜斩尽杀绝。在罢黜伯颜的当年九月，元顺帝还特意颁诏：“今后有罪者，毋籍其妻女以配人。”[49]这条规定的最直接受益者，显然是伯颜的亲眷。此外，在这次斗争中，伯颜妻族一系的代言人搠思监，选择效忠元顺帝，后来更成为朝堂上的宠臣，这也为伯颜妻小不受波及增加了一层屏障。至于伯颜本人，在接到罢黜诏书后审时度势，放弃抵抗，接受被贬河南乃至流放南恩州的处置，避免了过多的流血和动荡，或许也是顺帝和脱脱能对其家眷网开一面的重要原因。
三 伯颜妻小行为的儒家化诠释
《胜公和尚道行碑铭》和《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的碑文作者，一为秘书少监答失蛮，是汉化程度较深的回回人，一为仁虞都总管府知事王访，为浙东（会稽）南人。虽然仁虞都总管府的前身为鹰坊，但知事掌文书出纳，是不折不扣的读书人。二者不约而同地将八剌实理和怯烈真氏的行为诠释成为儒家道德的楷模。
从答失蛮的描述看，他与福胜、八剌实理师徒并不相熟，是经释教宗主栖源智心介绍，“固让弗获”，才根据行状撰写了这篇碑文。故其对伯颜之子八剌实理当少有先入为主的情绪，而确系根据其行为，结合当时世相有感而发。答失蛮钦佩福胜和尚道德高洁，随后将全文的侧重点放在表彰八剌实理“尊师重道”之上：
尝闻吾儒之言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恩，君临之义，莫大莫厚，而师则兼恩义而有之。是以于其生也，则无犯无隐，殁则心丧，是制尊师之道，其重盖若是。……此世道日降，人不知本，学未通经，已忘所自，师徒相视，漠然如路人，分义几绝。有志之士，恒悲且愤。而无碍君乃能自拔于流俗，□□□古，主治其师之后事，慎终追远者，纤悉周尽，是则不徒增辉于宗门。其于扶世教、明纲常，岂无补哉？于戏！源澄则流洁，表直则景端，观无碍君□□□耿介，沂而测其从来，则师之由以及人者，又□考见焉。[50]
尽管福胜与八剌实理并非儒家意义上的师徒，但答失蛮将这种宗教皈依引申到了尊师重道，并反复阐述“师恩”与“父生之恩”“君临大义”同等重要的地位，无疑是对汉文化中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天地君亲师”伦理秩序的肯定与倡导。
而王访认为夫妇伦理为人之大纲，伯颜妻不仅为亡夫守志不渝，更为其追添冥报。他不吝赞美之词，认为怯烈真氏“贞烈贤淑”，“义足以厚风俗，礼足以正人伦，行足以劝天下，事足以传后世；冰玉莫儗其洁白也，日星莫喻其光皎也”，俨然是元朝妇女之典范。而事实上，伯颜势盛时，其妻也有逾矩之举。如伯颜在至元五年加“元德上辅”功臣号前夕，为制造“三珠，以大答纳嵌之，饰以红剌鸦忽杂宝”的龙凤牌，有司督责白玉等珠宝甚急。[51]所谓“答纳”，即蒙古语tana的对音，意为大珠。[52]为满足丈夫的贪欲，伯颜妻向原本已袭国王之位的木华黎后裔朵儿只索要大珠环，“价值万六千锭”。朵儿只拒绝后，其族兄乃蛮台用贿赂伯颜的手段取代朵儿只获得了国王之位。[53]伯颜遍寻大珠环的事情并非秘密。虽然朵儿只拒绝献纳，但已故平章阔阔歹的儿子“拜马朵儿赤知伯颜太师利其家所藏答纳环子，遂以为献”。作为回报，伯颜传旨令拜马朵儿赤收继其父的次妻高丽氏。高丽氏力拒后，伯颜甚至为其安上“故违圣旨”的罪名，“命省台洎侍正府官鞫问之”，轰动一时。[54]而文宗后在屡次厚赐伯颜的同时，也赐予过伯颜妻“昭君琵琶”[55]，夫妇共享荣华。虽然蒙古贵族一般多妻，没有证据表明向朵儿只索要大珠环的就是怯烈真氏，但她身为正妻，在助长伯颜的嚣张气焰中扮演过帮凶角色亦是极可能的。
由于蒙古“国俗”尚收继婚，天然与中原理学倡导的夫妇大伦相悖，故元时期不断有人提出抗议。如天历二年西台御史孔思迪言：“人伦之中，夫妇为重。比见内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断付他人，似与国朝旌表贞节之旨不侔、夫亡终制之令相反。况以失节之妇配有功之人，又与前贤所谓‘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之意不同。今后凡负国之臣，籍没奴婢财产，不必罪其妻子。当典刑者，则孥戮之，不必断付他人，庶使妇人均得守节。请著为令。”[56]乌古孙良桢以国俗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父母死无忧制，遂言：“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言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汉、南人之厚也。”[57]直到至正十五年，大斡耳朵儒学教授郑咺犹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58]
很显然，这些议论的反复出现，已间接显示出蒙古“国俗”的强大惯性。而身为罪臣之妻的怯烈真氏守节已逾十载，在坚守纲常的士大夫看来，无疑该大书特书。八剌实理“悦礼乐而敦诗书”，与其父截然不同，他对亡父的追慕、对寡母的顺从，无疑又可贴上一层孝义的标签。
余论
至正十二年（1352），脱脱出征徐州后，个人威望和权力在朝堂上达到了巅峰。此时，虽然伯颜没有被平反，但这两通作于至正十三、十四年的碑刻，却显示出立碑的参与者，丝毫没有遭受连累的顾忌。碑文的作者王访甚至明言：“若夫秦王爵位之隆，勋业之盛，表表
，在人耳目，于涿于汴，天子诏树丰碑，命词臣撰次历书，以极褒美，恩宠荣异，前代无比。”[59]俨然将操弄权柄、为顺帝忌惮且视之为奸邪的伯颜，描述成了一位国之干臣。而负责撰文的王访和题盖的周伯琦均为南人，这与伯颜秉政时期强势打压南人的政策对比反差强烈。这也充分说明，只要抽离了政治语境，即使是作为失势权臣伯颜的妻、子，他们带有诸多目的的祈福追慕行为，也可以被提升到至贤至孝的道德化境。如此殊异，倒也显示出历史变化中的世情无常。
可以说，伯颜家族是元末政坛最传奇、最受瞩目的家族之一。他生前权势熏天，尤其是后至元四年以后的种种荒唐行径，使其人、其家族为天下人所不齿。而最后的倒台，居然是由血缘至亲和曾寄予厚望的侄子脱脱策划所致。脱脱在君臣道义的旗帜之下，大义灭亲，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儒家伦理道德，但不免有心理包袱。元顺帝也利用了此种心理，封脱脱父马札儿台为“忠王”，既是表彰恩赐，也是在提醒已经成长为另一位权臣的脱脱不可臣节有亏。
于对自己有抚育、提携之恩的伯颜一家而言，脱脱无法算得上孝义，而他本人是元末罕有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抱负并重的权相。孝义有亏，则在事君至忠一节上尤为注重。然而在权臣政治的大环境下，以道德君子自期自许并努力践行的脱脱，无疑是逆势而行。就在《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立碑的次年，脱脱于高邮城下的百万军中，安然接受了顺帝罢相夺权的黜置，全了自己的臣节。这当然有草原主奴隶属习俗的作用，但由其师浙东文士吴直方灌输的儒家忠义观念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脱脱倒台时，朝中不仅无人庇护，且多有欲置其于死地者。脱脱的道德操守和政治抱负，被帝王猜忌、权欲争夺的现实环境击得粉碎。他自己以及家小的结局，相比安享富足的从弟八剌实理而言，实则更加悲惨。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蒙北京大学张帆教授、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悉心指正，一些观点在与湖南大学毛海明副教授的探讨中趋于完善，更有内蒙古师范大学谢咏梅教授、蒙古国青年学者恩赫阿木古郎先生告知现代蒙古人生活习俗知识，在此一并致谢！同时感谢两名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遗存资料的抢救、发掘及整理研究”（项目批准号：12&ZD142）的阶段性成果。
[2]《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338页。
[3] 〔清〕钱大昕撰；祝竹点校：《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一九《元二·祝延圣主本命长生碑》，第455页。〔清〕钱大昕撰；陈文和点校：《潜研堂诗集》卷六《登隆兴寺大悲阁周览隋宋元碑刻晚宿雨花堂对月得诗七首》，第121页。见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六册、第十册，凤凰出版社，2016年。〔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二四《胜公和尚道行碑铭》《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00～703页。
[4]孟繁清：《读〈胜公和尚道行碑铭〉》，收入《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华书局，2011年，第458～464页。
[5]“成宗宣命”原作“成宣宗命”，疑误。〔元〕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卷一四《敕赐太师秦王佐命元勋之碑》，《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后至元五年扬州路儒学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4页A、第4页B、第6页A。
[6]《元史》卷一三八《马札儿台传》，第3340页。
[7]《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第477页。
[8]〔元〕杨瑀撰；余大钧点校：《山居新语》，中华书局，2006年，第192、210页。
[9]〔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九下《盗跖》，中华书局，1961年，第1000页。
[10]〔元〕孔克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一，《丛书集成新编》影印粤雅堂丛书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361页上。
[11]〔明〕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九下《诸延之先生七十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2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5页下。
[12]〔清〕钱谦益：《钱牧斋全集·有学集》卷二四《慧命篇赠萧孟昉四十称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64页。
[13]札奇斯钦，海尔保罗撰述：《一位活佛的传记：末代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的自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113～114页。
[14] 唐其势被诛在元统三年（1335，十一月改元至元）六月，《山居新语》误为后至元三年（1337）。《元史》卷三八《顺帝纪一》，第827页。《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附唐其势传》，第3334页。《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第3337页。〔元〕杨瑀撰；余大钧点校：《山居新语》卷一，第205页。
[15]〔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二四《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第702页下。
[16]“洪城儿”在《元史》中亦作“红城”。〔元〕杨瑀撰；余大钧点校：《山居新语》卷一，第199页。《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第3338页。
[17] 〔元〕危素：《危太朴续集》卷八《夏侯尚玄传》，《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影印嘉业堂丛书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578页下。
[18]《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第3338页。
[19]《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第3341～3342页。
[20]《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第3338页。
[21]〔元〕杨瑀撰；余大钧点校：《山居新语》卷一，第200页。《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第3338页。
[22] 〔元〕权衡撰；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卷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3页。
[23]〔元〕陈栎：《定宇集》卷一一《贺金沧洲六十启》，《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7页上。
[24] 天宁阁也在龙兴寺内，即大悲阁。1990年在正定隆兴寺内出土的《敕赐阁记》残碑记载：北宋崇宁二年（1103），龙兴寺大悲阁被宋徽宗赐名“天宁观音阁”。参樊瑞平，郭玲娣：《宋敕赐阁记残碑》，《文物春秋》2003年第6期，第77页。
[25]〔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二四《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第703页下。
[26]〔美〕柔克义译注；何高济译：《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215、256、257、268、315页。参杨志玖：《元代的几个答失蛮》，《内蒙古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第113页。
[27] 《元史》卷一三四《也先不花传》、卷二○五《搠思监传》，第3266～3268、4586页。
[28]〔元〕姚燧：《牧庵集》卷一三《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并序》，《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武英殿聚珍本，第9页A～第10页B。参高荣盛：《元大德二年的珍宝欺诈案》，《元史论丛》第9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29]《元史》卷一四三《阿荣传》、卷二○五《搠思监传》，第3420～3421、4588页。
[30]阔阔出为世祖第八子，始封宁远王。至大三年（1310）被三宝奴告谋不轨，流放高丽，皇庆元年（1312）九月召回，次年去世。其子薛彻秃于延祐七年（1320）封宁远王，至治二年（1322）进封宁王。至顺二年（1331）坐妄言不道，流放广州，次年因燕铁木儿言赦还。参〔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一一四《阔阔出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19页。〔朝鲜〕郑麟趾等著；孙晓主编：《高丽史》卷三三《忠宣王世家一》、卷三四《忠宣王世家二》，人民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72、1078页。《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第3336页。
[31] 〔元〕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卷一四《敕赐太师秦王佐命元勋之碑》，第6页A。
[32]〔元〕杨瑀撰；余大钧点校：《山居新语》卷二，第213页。
[33]史卫民：《元代侍卫亲军建置沿革考述》，《元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92年，第98～99页。参氏著：《中国军事通史·元代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0页。蔡晶晶：《元代阿速卫研究两则》，《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0～53页。
[34]伯颜为年幼的次子沙加释理力争到“洪城儿万户”的时间，竟在年长、且为正妻嫡出的八剌实理接任威武阿速卫指挥使之前。其中原因，或与沙加释理的出生年份相关。沙加释理在后至元四年（1338）甫“十岁余”，则其生于天历元年（1328）至天历二年（1329）之间。而天历之变为伯颜发迹的重要节点。对于素来迷信的伯颜来说，相信次子的出生为其带来飞黄腾达的机会，亦不无可能。
[35]《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第3339页。
[36] 〔元〕权衡撰；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卷上，第32页。〔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中华书局，1959年，第341页。
[37]〔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二四《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第701下～第702页上。〔明〕李濂撰；周宝珠，程民生点校：《汴京遗迹志》卷十《寺观》，中华书局，1999年，第162页。
[38]〔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二四《胜公和尚道行碑铭》，第700页上。
[39]孟繁清：《读〈胜公和尚道行碑铭〉》，第461页。
[40]〔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一五《重修大龙兴寺功德记》，第541页下。
[41]《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卷三九《顺帝纪二》第3338、834页。
[42] 武波：《元代法律问题研究——以蒙、汉二元视角的观察为中心》，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03～105页。
[43]〔元〕权衡撰；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卷上，第33页。
[44]《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中所记“楮币五千”后单位不清，疑与八剌实理为福胜建祠时所出“五千缗”一样。
[45]《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第883页。《元史》卷一八六《张桢传》，第4266页。
[46]李春圆：《元代粮食价格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28页。
[47]〔元〕赵汸：《东山存稿》卷三《黔令周侯政绩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8页下。
[48] 《元史》卷四四《顺帝纪七》“至正十五年闰正月壬寅”，第922页。
[49]《元史》卷四○《顺帝纪三》，第858页。
[50]〔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二四《胜公和尚道行碑铭》，第700页下～701页上。
[51]〔元〕杨瑀撰；余大钧点校：《山居新语》卷二，第227页。
[52]方龄贵：《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以源于蒙古语者为主》，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53]《元史》卷一三九《朵儿只传》，第3353页。
[54] 〔元〕杨瑀撰；余大钧点校：《山居新语》卷二，第212页。〔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五《高丽氏守节》，第187页。
[55]〔元〕杨瑀撰；余大钧点校：《山居新语》卷一，第207页。
[56]《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第735页。
[57] 《元史》卷一八七《乌古孙良桢传》，第4288页。
[58] 《元史》卷四四《顺帝纪七》，第921页。
[59]〔清〕沈涛：《常山贞石志》卷二四《秦王夫人施长生钱记》，第702页下。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4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