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4月7日电 题：白云翔：考古研究如何见证中日文化交流？
中新社记者 孙自法
从稻作农耕到青铜器和铁器东传日本列岛、从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跨海到鉴真东渡、从遣唐使求学大唐到抗击疫情守望相助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日两国的交流交往一直备受关注。
2022年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从考古视角看，中日两国古代交往交流经历了哪些重要阶段？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50年来，双方在考古领域有什么合作研究及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在中国和日本都享有盛誉的考古学家白云翔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日考古交流合作，并领衔开展多个中日考古合作研究项目。他近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详细解读考古研究如何见证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中日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什么时候？两国古代交流交往过程经历了哪些重要阶段？
白云翔：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可上溯到远古时期，但真正的交流是从大约2500年前开始的，也就是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中国进入战国秦汉时代和日本进入弥生时代，两国间交流才逐步发展起来。
这800年间，根据考古发现，尤其是日本列岛发现的从中国传入的文物，在东亚社会历史大变革、大动荡、大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跟日本列岛间的交流历经五个发展阶段，各阶段交流的方式、内容和性质也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大致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末，主要是稻作农耕技术从中国向日本列岛的传播。
第二阶段大致是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至公元前221年，稻作文化继续东传的同时，中国的青铜器、铁制品等开始传入日本列岛。
第三阶段大致是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108年前后，有中国居民东渡流徙到日本列岛，铜剑、铜钱币、铜镜和铁制品等中国物产更多传到日本。
第四阶段大致是公元前108年前后至公元纪年前后，中国各种各样的物品更多传入日本列岛的同时，日本列岛的某些古国开始向汉王朝派遣使者，相互间初步建立起官方的交流和联系。
第五阶段大致是公元1世纪初至3世纪前半期，汉王朝与日本列岛间的联系进一步密切，日本列岛的一些古国可能真正进入到汉王朝的册封体系之中，汉文化影响已远及日本列岛的中部地区。
中新社记者：古代中日两国通过什么路径交流交往？中国文化的传入对日本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白云翔：中国与日本列岛之间的交往和文化交流路线尽管有多条，但“环黄海之路”海上交流路线最为重要。具体来说，就是从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出发，先后经由中国东部黄海沿海地带、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再渡海到达日本九州北部的“环黄海陆路/水路”，实际上也是中国稻作农耕文化的渐次东传之路。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列岛尤其是九州地区的弥生文化，同中国环渤海及黄海沿岸地带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化联系最为密切。
中国文化东传日本列岛，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上的交流，而是对日本弥生时代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在社会生产和技术领域，稻作农耕技术的传入和逐渐发展，使日本当地逐步进入到农耕社会；随着中国青铜器、铁器以及铸造技术等传入，从公元前2世纪的弥生时代中期开始，日本列岛逐步进入金属器时代。
与此同时，在社会生活领域，在来自中国直接或间接的文化影响下，环壕聚落、支石墓、瓮棺墓、土圹木棺墓、方形环壕墓、坟丘墓等文化现象也在日本列岛接踵出现。
中新社记者：中日古代交流交往密切，古代中国对日本文化影响广泛而深远，能否请您从考古研究方面列举具体例证？
白云翔：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的历史文化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古代的稻作农业、青铜文化、铁器文化、文字、城市文化、丧葬文化……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的影响。
日本弥生文化遗存中，汉朝文物有着广泛的发现。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列岛出土汉朝文物的弥生文化遗址和墓葬达80多处，分布在九州岛、四国岛和本州岛的西部地区，尤以九州北部地区最为集中。
日本登吕的居住遗址复原。中新社发 孙东民 摄
例如，地处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岛之间海上通道上的长崎县壹岐市原之辻遗址，就是一处由三重壕沟环绕的台地遗址，出土的汉朝文物有铜镜、车马器、剑、镞、权等铜器，货泉、大泉五十等钱币以及铁斧等，一般认为该遗址是《三国志·魏书》所载“一支国”的都邑遗址。
日本出土的汉朝文物主要有金印、钱币、铜镜、铁器及其他文物，其中一枚发现于福冈市志贺岛的蛇纽方形金印，印面阴刻篆书“汉委奴国王”五字。钱币主要有半两钱、五铢钱、货泉、大泉五十以及货布等。铜镜是发现地点最多、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汉朝文物，迄今已发现完整者约250件、铜镜残片约270件，包括西汉镜、新莽镜和东汉镜，汉朝主要镜类几乎都有发现，另外在九州地区还发现大量模仿汉镜铸造的“仿汉镜”。铁器主要有斧、凿、锸、刀、剑、矛等。其他汉朝文物则包括铜三翼镞、铜剑、铜盖弓帽、铜四叶形饰和玻璃璧等。
考古人员2021年在陕西省咸阳市一处西汉时期大型墓地，出土的汉代铜镜。中新社记者张远 摄
被誉为日本古代“三宝”的镜(铜镜)、剑(铁剑)、玉(玉器)，都源于中国。其中，日本福冈平原村1号墓出土5件超大型“八叶纽座连弧纹镜”，既具有东汉云雷连弧纹镜的一般特征，又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中日考古学家研究推测为东汉铜镜工匠东渡日本在当地设计制作。
再如，唐代中日关系紧密，唐代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重要影响。如奈良时代的都城平城京，其设计和建造直接受到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影响；为鉴真和尚兴建的唐招提寺也保留至今，其他一些寺院也受到唐代寺院形制结构的直接影响；奈良发现的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的高松冢古坟，墓中的壁画与唐墓壁画相似，可见其影响，墓中还出土唐朝的海兽葡萄镜；作为奈良时代东大寺正仓所在之院的正仓院，收藏有奈良时代圣武天皇的遗物和其他重要文物，其中有不少是唐朝文物，并且很珍贵。
2019年，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的多位艺术家在浙江杭州上演世界文化遗产-正仓院复原乐器音乐会。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中新社记者：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这50年来中日在考古发掘研究领域重点开展了哪些交流合作项目？整体进展如何？您对中日考古交流合作怎么评价？
白云翔：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来，两国考古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大致说来有三种类型，或者说三个方面：
一是中日学者各种形式、各个层次的交流和互访，如攻读学位的硕博留学生，以及中日学者到对方国家进行学术访问和参观考察等。中日诸多科研机构和高校之间都签署有合作和交流协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日本国立奈良文化财研究所、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等；中国有关省市与日本友好和姊妹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大都包括考古学，如山东省与山口县、陕西省与奈良县、西安市与奈良市等。这些人员、机构间的交流，为中日包括考古在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白云翔教授(左)在日本北海道千岁市厚真町幌内遗址考古发掘工地与发掘者现场交流。受访者 供图
二是中日合作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虽然数量上不多，但意义重要，影响很大。譬如，1997-2001年，中日汉长安城桂宫遗址合作发掘和研究；2001-2006年，中日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的合作发掘和研究；2008-2011年，中日洛阳汉魏故城遗址合作调查发掘和研究；中日合作新疆民丰尼雅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中日合作宁夏固原北周墓的发掘和研究等。
新疆博物馆2018年举办的《尼雅·考古·故事——中日尼雅考古30周年成果展》吸引民众参观。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三是中日合作专题性考古学研究，数量多，研究领域广。如2003-2005年，中日合作的内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家猪研究；2004-2005年，中日合作碳十四测年研究项目；2004-2006年，中日合作“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山东大学与九州大学合作开展的“山东半岛地区的稻作农业及其东传的综合研究”等。
白云翔教授(左一)与日本学者菅谷文则、后藤直等在山东临淄齐故城遗址考察时现场交流。受访者供图
这些中日考古合作项目大都进展顺利并取得丰硕成果。作为中外考古合作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考古合作交流起步早、范围广、层次多、成果多，在中日科学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日友好交往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也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在合作研究考古项目实施过程中，中日双方参与人员和机构平等友好，遵守协议，遇事友好协商。日本学者的认真、细致、吃苦耐劳的敬业精神，力求甚解、力求深解的钻研精神和求真的科学精神，让中方合作者感佩，也值得所有学界同行学习。
中新社记者：2022年，走过百年沧桑岁月的中国现代考古学跨入新的百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也迎来50周年。站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您对中日未来考古领域的交流合作有何期待？
白云翔：实际上中日考古学界交流，早在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1957年日本考古代表团就曾经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就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50年来，中日考古界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
站在中国考古学走向新的百年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这样的历史节点上，期待中日考古界的交流合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下去、发展下去、深化下去，不断开拓新领域、取得新进展。这不仅有助于中日两国考古学的发展，而且将在中日两国友好交往中发挥积极作用。(完)
受访者简介：
白云翔教授在北京办公室展示、介绍中日考古合作研究成果《镜范》日文版论著。中新社记者孙自法 摄
白云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讲席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兼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白云翔教授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学术期刊编辑出版、考古研究和教学及组织工作，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秦汉考古、手工业考古、中外交流考古等，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著130余种。主要论著及获奖成果有：《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2005年)、《中国古代の铁器研究》(日文版，2009年)，2010年获“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合著，2007年)，2009年获“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合著，2010年)，2012年获第四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论文，2015年)，2019年获“第十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秦汉考古与秦汉文明研究》(2019年)，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
其中，作为中方主持人的中日合作研究成果：《山东省临淄齐国故城汉代镜范的考古学研究》(2007年)；《鏡笵――漢式鏡の製作技術》(日文版，2009年)；《中国初期青铜器文化の研究》(日文版，2009年)。
